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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文常识】竹林七贤之向秀

2019-08-13 16:39: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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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秀(约227年—272年),字子期,河内怀人。魏晋竹林七贤之一。官至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向秀雅好读书,与嵇康、吕安等人相善,隐居不仕。景元四年(263年)嵇康、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,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,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、黄门散骑常侍、散骑常侍,与任恺等相善。

向秀喜谈老庄之学,曾注《庄子》,“妙析奇致,大畅玄风”(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)。注未成便过世,郭象承其《庄子》余绪,成书《庄子注》三十三篇。另着《思旧赋》、《难嵇叔夜养生论》。

人物生平

早年经历

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,后来研读《庄子》颇有心得,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。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,见解超凡,如同“已出尘埃而窥绝冥”,二人遂成忘年之交。

竹林之游

在山涛的接引之下,结识嵇康与阮籍,同为“竹林之游”。 向秀好读书,与嵇康、吕安等人友善,但不善喝酒。向秀与嵇康关系最密,同时又通过嵇康结识了东平人吕安。嵇康“性绝巧而好锻”,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,嵇康掌锤,向秀鼓风,二人配合默契、旁若无人、自得其乐,同时也为了“以自赡给”,补贴一点家用。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,三人可谓情投意合。

好友遇难

向秀助嵇康打铁时,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。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。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,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。景元四年(263年)经历了嵇康、吕安被司马氏害死的大悲大痛,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,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,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,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。

暮年岁月

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,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、黄门散骑常侍、散骑常侍,与任恺等相善。向秀本传或言,秀游讬数贤,萧屑卒岁,都无注述。唯好庄子,聊应崔撰所注,以备遗忘云。向秀喜谈老庄之学,当时《庄子》一书虽有流传,但过去的旧注“莫能究其旨统”,曾注《庄子》一书,郭象则承其《庄子》余绪,成书《庄子注》三十三篇。注未成便过世,另著《思旧赋》、《难嵇叔夜养生论》。

后世评说

向秀名列“竹林七贤”,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《庄子注》里所阐述的儒道精神兼容的观点,虽经千百年的岁月流逝却无法抹去向秀的独特光彩。

向秀既追求个性自由,又维护社会体制,是士族的双重文化性格,但两者的矛盾所产生的心理逼迫,使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焦虑、迷茫与失落。向秀“逍遥”新义,使一代士人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感,“读之者无不超然”。《庄子》随之从山林来到了尘世,与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并列为魏晋清谈经典“三玄”,“大畅玄风”。

向秀万物自生、自化的崇有论哲学经过郭象系统地发挥完善,其包容儒道思想的优越性为士大夫普遍认识、接受的结果是“儒、墨之迹见鄙,道家之言遂盛”(《晋书·向秀传》)。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信念被弃置,而是强调道家思想经过向秀《庄子注》的改造获得了强大生命力,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,从而促成以郭象为代表的元康玄学再度兴盛。

《晋书》本传说向秀注《庄子》能为之隐解,发明奇趣,从而“振起玄风”;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以为是“妙析奇致,大畅玄风”,并注引《竹林七贤论》赞云:“秀为此义,读之者无不超然,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,始了视听之表,有神德玄哲,能遗天下外万物,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。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。”众说以为向秀《庄子注》之佳处其实不离“创新”二字,从中可以体会到不同于旧注的庄周“旨要”,这应该就包括前面论述的向秀对正始玄学“以无为本”的超越,“不生不化”玄理新义抽空了“生化之本”的实质才是真正吸引士大夫们“读之超然”的关键。 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《庄子注》,并没有随魏晋玄风一起消散,而是作为解释《庄子》的权威之作影响至今,为历代面临生存困境的士人提供精神超越的路径,领了1700多年风骚。其中的奥秘,可能在于他们首先从“自由与必然”的关系这一视角探讨了“逍遥”。至于其解释是否符合庄子本意,并不重要。思想家逝世后,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便成线了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线。